“棱镜门事件”与互联网的未来

　　《斯诺登档案》

　　作者：(英)卢克・哈丁

　　出版社：金城出版社2014年5月

　　定价：35.00

　　《卫报》是斯诺登首选的消息发布平台，也是全球唯一全程报道斯诺登事件的媒体，《卫报》采访团队对斯诺登做了100多小时的面对面采访，几百万字的采访笔记。而卢克・哈丁是“斯诺登事件”采访团队核心成员，《卫报》指定的本书撰写人。本书追踪了“斯诺登事件”的前因后果及详细过程，曝光了美英等国监控全球的种种内幕。

　　《新闻风云》

　　作者：(美)沃伦 菲利普斯 杨雨 译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2014年5月

　　定价：42.00

　　本书作者30岁之前成为《华尔街日报》主编。本书还原了柏林危机、肯尼迪遇刺、水门事件背后的新闻细节，披露了《华尔街日报》如何应对与《财富》杂志、美孚石油公司等的报道纠纷。

　　《谁来监管泄密者？》

　　作者：(美)盖里・罗斯 巩丽娟 译

　　出版社：金城出版社2013年10月

　　定价：49.80

　　本书作者现为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ODNI，是全美情报系统的最高监管机构)的一名调查员。2010年“维基解密”事件，2013年“斯诺登泄密”事件……通过美国政府历史上重大的泄密案例和事件，作者探讨了未授权信息泄露背后的动机、代价、法律困境和解决之道。

　　2013年6月，美国国家安全局承包商爱德华・斯诺登披露了美国的“棱镜计划”，美国单方面地监听电话、电邮和网上的信息，从小布什时代就开始了，一开始是以反恐的名义进行，但其实际上是针对所有的人，从国家元首到普通老百姓，而且美国九大高技术信息公司都跟他们合作，与他们共享一些数据。“斯诺登事件”爆发(也称“棱镜门事件”)。

　　2013年6月5日，英国《卫报》首先披露此事，6月6日，《华盛顿邮报》也揭露这些内幕。前不久，普利策奖把最大的新闻奖颁给这两家报纸。近日，《斯诺登档案》中文版图书与17个国家的外文版同步面世，出版方金城出版社在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举办了研讨会。就国家安全与民众权利等问题研讨。军事评论家彭光谦少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喻国明教授、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胡泳、中国传媒大学外国语学院副院长吴敏苏教授、金城出版社潘涛总编辑、北京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院长陆绍阳教授等与会。本报摘选了部分发言。

　　在20年之前，当你谈互联网的时候，你永远会用美好的词汇来谈它，平等、民主、自由。今天当你谈互联网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谈控制、审查，尤其我们谈安全。

　　彭光谦：斯诺登影响了美国信息霸权

　　斯诺登违反了职业道德，但是维护了广大民众的利益。

　　我个人认为，“棱镜门事件”是我们进入网络时代以来带有标志性的重大事件。说它好也好，说它坏也好，这个事肯定对我们未来世界的网络秩序、网络安全、网络管理是推动。斯诺登是对美国的网络霸权第一次公开挑战。他利用他的网络技术优势，掌握有利条件，干了很多事。美国老制裁这个，制裁那个，全世界13个服务器，一个主服务器，还有12个副的，有9个在它那里，利用这个技术上的优势想干什么干什么，这是以前从来没有的。

　　斯诺登到底是英雄，还是叛国者，看你怎么看。可能美国的看法跟我们不一样。我个人看，斯诺登违反了中情局的职业道德，但是他保护了社会公德，维护了广大民众的利益。

　　第二，斯诺登确实影响了美国的信息霸权，但是他维护了世界各国的信息主权。他更多地保护了这个时代的利益，反映了时代的需求，反映了世界各国的需求，反映了社会公德的需求，从这个方面说他是英雄。

　　胡泳：互联网的三种力量

　　国家主导模式、市场的模式、民众的模式彼此纠缠。

　　前一段，关于斯诺登的报道获得普利策奖。斯诺登这个事之前已经有一个很大的事，就是维基泄密的阿桑奇。这两者有很大的不同，但是趋势是一致的。尤其今年4月份，大家纪念互联网20周年。我们可以思考一下20年来，互联网给中国带来了什么，或者给世界带来什么。这个时候来谈论斯诺登事件，我有一个基本的总结，过去，互联网有三种力量。

　　第一种力量叫作国家，第二种力量叫作市场，第三种力量叫作民众。三种不同的力量汇到互联网形成三种模式，分别是政府为中心的模式、市场为主导的模式和民众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把他们的想法加入其中。

　　我们是典型的国家主导模式，国家投巨资做基础设施，在这个基础设施当中也花很多的力量进行信息控制，有市场竞争，同时市场竞争受到国家监控很有力的影响。这些是以政府为中心的模式很典型的特点。

　　第二种模式是市场的模式，在1995年的时候有两个英国学者提出“加州意识形态”，他们当时说美国有一种新思潮，催生了硅谷，硅谷从半导体到计算机一直到互联网，到今天移动互联网，整个这个东西都是“加州意识形态”的产物。

　　第三种模式是民众的模式，这个模式最激进的一派就是1996年美国摇滚乐的歌词作者巴娄，当年写了一篇非常有名的东西叫《网络空间独立宣言》，他认为是网民拥有互联网空间，反对一切政府的和商业的力量对互联网空间加以干涉。

　　这三种模式彼此缠绕，你不要把它看成是截然分开的。比如“加州意识形态”催生了国家行为，美国互联网发展如果没有美国政府的推动，这个东西不存在。如果没有中国政府投入那么多钱在基础设施上，阿里巴巴(滚动资讯)、腾讯也不会存在。所以，我说这三种模式搅在一起。

　　刚才彭将军讲到互联网主权问题，今天你讲主权的时候，跟巴娄的主权想法完全不一致。巴娄说互联网主权，是不要政府，不要商业干预网络。

　　举一个例子来讲，斯诺登事件出现以后，巴西说了，如果你谷歌在我巴西活动，你必须把服务器放在巴西，不可以放在加州。因为我不知道你放在加州以后会不会侵犯我们国家的隐私权。这意味着会出现一个情况，全世界是不是只有一个互联网，全世界原来的互联网会不会巴尔干化。

　　前两种国家和市场为主导的模式受到质疑，第三种认为互联网仍然是属于民众的人就提出一个倡议，叫作“我们要夺回互联网”，因为国家和企业都背叛了互联网，使得今天的互联网不是过去我们理想中建构的样子。这里面有一个代表人物叫作施耐尔，他是美国密码学专家，他提出了一些观点。第一，要像斯诺登一样，曝光政府的监控行为。第二，对于软件公司来讲，我们要想办法重新设计互联网架构。第三，我们要改善互联网治理。核心问题就是不能让一国来决定互联网的走向。

　　在20年之前，当你谈互联网的时候，你永远会用美好的词汇来谈它，平等、民主、自由。今天当你谈互联网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谈控制、审查，尤其我们谈安全。这个话题的转移非常明显，这样一个话语的转移今后能不能被扳回来，我不知道，也是我们接下来要仔细观察的。

　　喻国明：合作、整合是当下主题词

　　把自己关在一个封闭的状态当中，就成为一个价值孤岛，不得人心。

　　我们这个社会未来的发展也好，它的权力形成也好，它的利益和市场的形成也好，其实都要从这种互联互通当中找到最基本的发展逻辑，权力来源也来自于互联互通。而未来的市场，未来的价值形成也是在这种互联互通中形成。很多新的互联网，金融、维基百科、产销合一、分享经济也好，实际上都在互联互通形成的，这就是未来最大的机会。

　　在这个社会当中，它的趋势不是限制，也不是监管，当然必要的监管是需要的，但是从整个大趋势角度来说是合作，是开放。过去我们讲媒体竞争，今天互联互通情况下，竞争不是主题词，合作、整合才是主题词。谁把机会给别人，他也获得机会；谁给别人机会越多，他获得的机会越多；谁把机会封闭起来，把自己关在一个封闭的状态当中，他就成为一个价值孤岛，他就越来越不得人心，越来越在市场上边缘化。这就是互联网的逻辑。我们经常讲互联网思维，互联网逻辑，其实最根本的就是这一点，所以小至个人，大至国家都要有一个开放的过程，而不是封闭。

　　我们今天所做的所有监管还是传统社会、工业化社会、金字塔结构下对信息的控制。像美国这样，通过对传播的控制，认为这就能够管理社会，实现有效的管理，这其实是被历史和时代潮流所诟病的。

　　整理/新京报记者 张弘

(原标题：“棱镜门事件”与互联网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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