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进的抗议者打出了“谷歌滚蛋”的标语在外界的印象中，硅谷似乎永远与创新、财富、神奇这些词汇相关。这里吸引了全球最优秀的技术人才，集中了美国超过六成的风投资本，汇聚了上万家科技公司，诞生了英特尔、苹果、谷歌这样市值数千亿美元的全球科技巨头，涌现了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拉里・佩吉(Larry Page)、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数代科技传奇人物。(注：旧金山已经成为硅谷的创新中心。)
半个世纪以来，硅谷不断引领全球科技的尖端潮流，一次次改变着世界的生产方式与民众的生活方式。这个狭长的加州海湾地带也一跃成为全球最受瞩目的创业与创新圣地。半导体、互联网、社交网站、移动互联网，每一次科技浪潮兴起都会诞生伟大的科技公司，也给来到这里寻梦的创业者带来巨额财富。
但在硅谷科技精英改变世界的同时，他们与当地普通民众的矛盾却在日益激化，面临着来自社会底层越来越多的不满情绪。看似炫目与和谐的硅谷背后，存在着源自贫富差距巨大带来的戾气丛生。如果说硅谷是全球科技行业中光彩夺目的太阳，那么日益升温的社会矛盾就像是太阳黑子；虽然无法遮掩太阳的炫目光芒，却带来了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威胁到了未来的持续性发展。
这种经济急剧增长带来的贫富差距矛盾，对于中国等新兴经济体来说并不陌生，尤其是北京等大城市。大量外来人口的涌入，尤其是高收入人群的到来，直接冲击了原有居民的生活方式，推高了周边的整体生活成本，迫使原先居民因为无法承受而离开。在原有居民看来，这些外来精英固然对经济和社会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却给自己的生活环境带来了直接冲击，因而对他们持有一种反感与敌视的态度。
游行抗议日益激烈
在过去的两三年间，旧金山地区针对高科技公司的游行活动不断增加，参加的队伍人数和社会团队也在不断扩大，抗议的矛头直指那些改变世界的科技公司。在硅谷的普通民众和科技精英之间，似乎出现了一条越来越明显的社会裂缝。
这种社会矛盾在旧金山表现得尤为突出。过去几十年的硅谷科技公司，例如苹果、英特尔和思科，他们的办公场所和员工住所大多在Sunnyvale、Cupertino、Santa Clara和San Jose这几个南湾城市，他们给周边环境带来的影响很少涉及到硅谷最北部的旧金山。准确的说，近年来硅谷的社会矛盾主要集中在旧金山，而互联网新贵的谷歌和Twitter则成为了当地居民愤怒抗议的最集中对象。
谷歌在旧金山靠近海湾大桥的地区拥有办公室；更有大量员工居住在旧金山市区，每天需要乘坐谷歌的员工大巴到硅谷中部的Mountain View工作。Twitter则从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在旧金山，主要是因为公司几位创始人和早期员工都喜欢旧金山市区的城市生活；但他们也曾经以搬离旧金山来要求获得税收优惠政策。
去年年底Twitter在纽约上市的当天，他们的旧金山办公楼外也聚集着近200人。这些人不是来庆祝社交网站上市的，而是特意选择这个Twitter的大日子来上门抗议。他们举着各种抗议标语，“你们上市，我们什么也没有”，“民众没有受益” ，以此抗议Twitter不公平地享受了政府的税收优惠政策，要求高科技更多回馈社会。
由于总部设在旧金山市区，Twitter似乎已经成为民众发泄怒火的最理想目标，抗议者们甚至不需要坐车就可以直接步行到Twitter楼下进行游行抗议。在过去的半年多时间，几乎每个月都会有各种社会团体组织民众来这里举牌发声，向Twitter员工们展示他们的呼声要求。
谷歌也是底层民众最反感的科技公司。在普通民众看来，改变了世界的谷歌却给他们生活带来了负面影响，号称不作恶的谷歌却实际上对他们造成了伤害。就在上个月，由于谷歌法律部门员工杰克・哈普林(Jack Halprin)动用了《艾利斯法案》驱赶旧金山一座居民楼的数名原租客，其中更有多位中低收入的教师。
这一举动直接激起了旧金山租客维权组织的怒火。他们将此事视为高科技精英逼迫社会普通民众的最直接体现，在旧金山Mission区的多雷斯公园(Dolores Park)组织了声势浩大的游行抗议。数百名抗议者高举着各种标语牌，“离开我们的家园”，“谷歌让哈普林住手”，更有人举着“谷歌滚蛋”的极端标语，来表达对谷歌的不满情绪。
谷歌眼镜也被视为谷歌邪恶力量的代表就在此次游行活动结束后，美国科技博客Business Insider报道此事的记者凯利・罗赛尔(Kyle Russell)戴着谷歌眼镜，在旧金山城铁(BART)第16街站外遭到了示威者的攻击。示威者夺走并摔坏了他价值1600美元的谷歌眼镜。即便所有人都认为这是一种犯罪行为，但当时仍然有很多围观者为摔谷歌眼镜大声叫好。或许在示威者看来，谷歌眼镜就是谷歌“邪恶”力量的集中体现。
抗议者痛斥谷歌风投负责人凯文・罗斯是寄生虫原本是外界羡慕对象的谷歌员工，在旧金山居民的眼中却成为了高傲炫富的憎恨对象。和很多年轻的科技精英一样，谷歌风投负责人凯文・罗斯(Kevin Rose)把家安在了旧金山市区。但上个月开始，他发现自己家周围聚集着诸多抗议者，打着“凯文・罗斯是寄生虫”的大幅标语。抗议者甚至散发传单，告诫周围的邻居要远离这个来自邪恶谷歌的“风险资本家寄生虫”。
谷歌班车是最直接的攻击对象谷歌等硅谷公司每天在旧金山、奥克兰市区接送员工的班车，也成为了旧金山居民发泄怒火的对象。他们认为这些班车直接侵占了公交车道资源，导致了公交车的拥挤延误，因而多次聚集在谷歌班车停靠站进行抗议，甚至阻止谷歌班车停靠，试图以最直接的方式拒绝高科技公司入侵自己的家园。在一起抗议围堵中，愤怒的民众甚至砸了谷歌班车的挡风玻璃，扎破了汽车轮胎。
由于班车数月来多次遭到抗议民众围堵，无法正常接送员工，谷歌无奈之下甚至想出了用渡轮从海上运用员工的变通招数。从今年年初开始，谷歌雇用了一艘渡轮，每天早晚将旧金山市区居住的员工通过海湾运送到南湾。谷歌发言人很直接地解释说，此举就是因为不愿给旧金山居民带来不便。
在民众连续围堵科技公司班车的压力下，一向对科技公司友善的旧金山政府也不得不采取措施，缓解民众与谷歌等科技公司的对立情绪。按照旧金山政府出台的新规定，要运营班车的科技公司必须根据他们的停靠站和班车数量向政府缴纳一定的班车费用。预计在为期一年半的试行期，需要运营班车的科技公司可能需要向旧金山市政府缴纳平均每家10万美元的费用。
贫富差距是根源
收入差距是硅谷居民与科技新贵矛盾升温的最根本原因。虽然硅谷是美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拥有着大量高科技公司。然而，如果抛开高收入的科技行业从业者，硅谷普通居民的收入并不算太高。以旧金山为例，政府数据显示，2013年当地人均月收入还不到4000美元，年薪不到5万美元。如果刨去美国高昂的税负，实际税后年薪或许只有不到4万美元。
大量低收入人群的存在是拉低旧金山人均收入的重要原因。旧金山市区面积狭小，仅有126平方公里，三面临海，布满着大小山丘，这里在历史上就是美国最为多元化和最具包容性的城市，聚集着大量流浪人群。即便在繁华的旧金山市区，也生活着诸多低收入人群；在最核心的闹市区，就存在着一个臭名昭著的田德隆区(Tenderloin)。这里到处可见卖艺行乞的乞丐，空气中不时会传来大麻的味道，盗抢犯罪案件多年居高不下。
与此同时，硅谷科技行业的平均收入却处在全美最高水平，远远超过非科技行业人员收入，更是旧金山中低收入人群的数倍。按照硅谷科技网站Dice的统计，硅谷科技行业雇员2013年平均年薪加奖金超过10万美元。而根据GlassDoor网站的统计，谷歌软件工程师平均年薪在12.7万美元，Facebook在12.2万美元，苹果在12.4万美元。
随着过去几年硅谷的创业公司热潮，风投资金大量涌入硅谷，美国风投活动正处在200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诸多科技公司上市和创业公司被收购，都造就了数以千计的百万富翁。单是Facebook上市就有超过千名员工持股价值超过百万美元。而Twitter上市也给工龄超过三年的员工都带来了超过百万美元的股权。
随着科技精英们的收入急剧增长，硅谷的生活水平也在水涨船高，尤其是房租和房价成本。如今的高科技精英更喜欢居住在繁华热闹的旧金山市区。旧金山已经是美国生活成本和房价最高的城市之一，几乎与纽约的曼哈顿处在同一水平。在面积狭小的旧金山核心市区，一居室的租金已经从5年前的2000美元暴涨到目前接近3500美元的水平，甚至超过了当地居民的人均收入。
按照旧金山经济发展中心(SFCED)的统计，从2009年到2014年的五年间，旧金山平均租金价格上涨了68%。而房屋价格更是连年上涨，今年3月旧金山房屋价格中值已经高达93.8万美元，单是过去一年就上涨了15%。在美国经济迟迟未能走出衰退，住房市场整体尚未复苏的大背景下，硅谷地区的房价却在连年迅猛上涨。
在硅谷的其他地区，房屋租金和售价也同样在一路高歌猛进。在南湾的Santa Clara郡地区，一居室的平均租金价格已经从三年前的1300美元左右涨到目前的超过2000美元。而San Mateo和Santa Clara地区每年的房租和房价涨势都在15%左右。在硅谷最核心的Palo Alto，即便是再破旧的单栋房屋价格也动辄100-200万美元。
由于旧金山有租金控制措施，每年房租上涨比例有限，很多多年的租客一直都以极低的价格承租。举例来说，如今市场租金在3000美元的一居室，如果租客已经连续承租十年，其实际支付的租金可能只有1000美元。很多中低收入人群正是靠着这种保护措施，在房租价格高企的旧金山市区继续生活。
但随着大量高收入科技精英人群不断涌入，旧金山房租价格过去几年直线上升。在租金的诱惑下，很多房东都在通过自用或者转售房屋的借口，又称《艾利斯法案》(Ellis Act)，迫使原先长期承租的房客离开，从而可以将房屋转租给高收入人群。按照地产公司Trulia的统计，过去三年房东赶走租客的案例增长了170%。在那些被迫搬迁的中低收入人群来看，硅谷高科技精英是逼迫他们离开家园的罪魁祸首。
多元化一直是旧金山最引以为荣的特征。同性恋和异性恋、高收入、低收入甚至流浪人群、各种人种居民都可以在这里共同生活。然而，科技精英的大量涌入，使得市区生活成本不断提高，即便是中产阶级都难以承担，大量中低收入者被迫迁出市区。很多人担心，旧金山会变成为和纽约、芝加哥一样的发达大都市，而丧失原先的多元文化特性。
而政府对高科技公司的倾斜态度也令中低收入人群感到愤怒。旧金山华裔市长李孟贤一直致力于将旧金山打造成全球创新之都，为了吸引科技公司从传统的南湾地区来到旧金山，他对Twitter等高科技公司提供了减免税收等诸多优惠条件。从实际效果来看，他对科技行业的招商政策发挥了作用，吸引了Pinterest等诸多创业公司从湾区迁到旧金山市区。旧金山也成为了硅谷实际上的创业创新中心，目前光市区就进驻了2000多家科技公司。
但在中低收入人群来看，收入丰厚的高科技公司本该为社会经济和地区财政做出更大的贡献，可这些最为富裕的公司却享受着政府给予的税收减免政策，实际上是加重了其他行业人群的税收压力，对普通民众来说也是不公平的。
拥有巨额财富的科技新贵们，他们的奢华生活方式也引发了普通民众的反感；这种对科技富人的憎恨态度丝毫不亚于“占领华尔街运动”中对金融富豪的痛恨。Facebook前总裁肖恩・帕克(Sean Parker)，去年年底在加州著名风景区大苏尔(Big Sur)的原始森林举办了一场模仿电影《指环王》 的奢华婚礼。这场耗资上千万美元的婚礼却给森林植被带来了明显的损毁，遭受了外界的强烈批评。虽然帕克最后又被迫赔偿了250万美元，但这对身家数亿美元的他不过是不痛不痒的支出。
为了自己的出行便利，谷歌三巨头，两位联合创始人拉里・佩奇、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以及董事长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甚至耗巨资在San Jose机场旁边新建属于他们的私人机场，专门用来停放私人飞机。甲骨文创始人拉里・艾利森(Larry Ellison)则是豪华跑车和帆船的爱好者。
缓解矛盾之道
面对着日益激化的阶级矛盾，硅谷已经无法再回复到原有的安静环境，原本只沉浸在科技创新中的精英极客们也无法假装视而不见。但对民众的普遍愤怒情绪，他们却持有不同的态度：有贵族派依旧站在精英俯视的立场，认为这不过是社会底层针对成功人士的嫉妒和迫害；有回避派则希望通过政治手段进一步左右地方政府，确保有利政策；也有务实派希望通过回馈社会的行为，缓解民众对科技公司的不满情绪。
在旧金山和奥克兰民众多次围堵谷歌大巴后，硅谷风投元老级人物、老牌风投KPCB联合创始人汤姆・珀金斯(Tom Perkins)公开在《华尔街日报》撰文，把这种行为比作纳粹德国针对犹太人的“水晶之夜”，认为这是“针对成功的1%人群的迫害”，等同于纳粹行为。他的这种态度很快就引发了民众对这些“科技贵族”们的更大怒火。即便是风投公司KPCB也不得不发表声明，与珀金斯的言论划清界限。
另一位风投大鳄蒂姆・德雷珀(Tim Draper)则更加别出心裁地提出，希望推动将加州分拆成六个独立的州，单独列出旧金山所在的硅谷州，以便更好地针对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制定相应的政策。虽然他并没有提出分拆加州与硅谷阶级矛盾激化存在关系，但旧金山独立建硅谷州无疑更有利于科技精英按照他们的需求来影响政府。
在政治环境上，硅谷科技公司无疑占据着明显上风。谷歌、苹果、甲骨文等科技巨头每年都会投入数百万美元用于政治游说，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设立办事处，聘用公关公司展开政府公关，确保各项政策不会影响他们的权益。加州是美国民主党的传统票仓，民主党总统奥巴马一直与硅谷科技公司关系密切，多次来硅谷拜访谷歌、Facebook、苹果等科技巨头。
在舆论导向上，科技行业也在不断施加自己的影响力。亚马逊创始人杰夫・贝佐斯(Jeff Bezos)私人收购了美国三大老牌报纸《华盛顿邮报》，并对诸多科技博客进行了投资。(亚马逊虽然不在硅谷，但在要求有利舆论和政策方面，甚至比硅谷公司更为激进。)Facebook联合创始人克里斯・休斯(Chris Hughes)买下了《新共和》杂志。而诸多新兴网络媒体的背后都有着风投的资金支持。
为了化解贫富差距巨大的问题，旧金山市长李孟贤则致力于推动在今年投票提高最低收入门槛。他坦率承认，旧金山对劳工家庭来说是一个生活昂贵的地区。不过，提高最低收入标准并不能化解居民对谷歌等科技公司的不满，阶级矛盾终究是硅谷可持续发展无法回避的问题。为了缓解民众对自己的不满情绪，改善自己的公众形象，谷歌、苹果、Facebook等公司都通过各种慈善手段，支援周边的社会设施。
硅谷科技富豪一向有慈善捐助的传统。英特尔的几位创始人累计向教育领域捐助了数亿美元的个人资金，英特尔每年也会投入1亿美元用于教育项目。谷歌每年也会投入数亿美元用于新兴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苹果联合创始人乔布斯和他妻子则向斯坦福医学院捐出了5000万美元。
但这种捐助并不会直接改善到硅谷普通民众的生活，更无法让不满的愤怒民众享受到科技公司带来的好处。在这一方面，Facebook则表现得更加实际和接地气。扎克伯格夫妇去年向硅谷社区基金会(Silicon Valley Community Foundation)捐出了1800万股的Facebook股票，价值超过10亿美元。
而Facebook在搬迁到Menlo Park新总部的过程中，也与地方政府达成了一系列协议。Facebook同意在未来数年向当地捐助数百万美元，包括承诺出资创立一个社区基金，赞助实习与就业培训项目，支持本地企业发展，资助可负担经济住房建设，以及翻修当地的自行车道与步行道。Facebook还同意鼓励员工拼车、搭班车或者骑车上班，以缓解总部所在地的交通压力。
硅谷著名天使投资人荣・康威(Ron Conway)则推动成立了Sf.citi机构，致力于改善硅谷地区的慈善事业、教育培训以及可负担住房，试图以实际回报社会的举动来解决民众的不满情绪。谈到硅谷阶级矛盾时，荣・康威坦率地表示，“科技行业意识到，旧金山乃至硅谷地区的住房价格不断上涨是我们必须共同面对的问题，科技行业必须参与解决(这一问题)”。
但旧金山地区的住房供应紧张是无法改变的事实，除非科技精英们放弃在市区生活的想法，或者出现15年前的科技行业泡沫破灭，否则高收入科技精英们的继续涌入会进一步推动旧金山住房成本上涨，迫使中产阶级以下的人群远离他们生活数十年的家园，引发他们对谷歌等科技公司的仇视情绪。
硅谷社区住房理事会(Council of Community Housing Organizations)理事长皮特・科恩(Peter Cohen)就直接认为，Sf.citi的倡议不会有什么直接成效，这不过是一个公关形象的举措而已。
但即便是硅谷的科技巨头，也开始意识到社会矛盾问题的严重性。谷歌董事长施密特说，“我们生活在泡沫中，这并不是说科技行业的泡沫，而是我们(科技精英)所生活的小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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